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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来,基金行业出现一股“私转公”的回流潮,2018年尤为突出。回流以来,一些基金经理渐入佳境,所管理的公募基金业绩喜人,而“私转公”后的基金公司发展却出现两极分化,部分公司面临突围难题。

早在去年8月拿到证监会“准生证”的明亚基金,近期被重新批准设立。  2月1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重新核准设立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批复》,与第一次不同的是,重新获批的明亚基金法人兼总经理人选发生了变化。  首次获批后总经理变更  2019年首家获得监管批复的为明亚基金,根据公告,明亚基金正式获批,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注册资本为1亿元。  批复后核准股权结构为,李正清、肖红及袁坚分别持股46%、34.1%及15%的股份,西藏厚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4.9%的股份,由几位自然人和私募基金共同发起设立。  值得一提的是,明亚基金其实早在去年8月就已经拿到监管的批复文件了,而此次重新获批主要是针对明亚基金法人以及总经理职务人选的变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职位已由王晖变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李正清,而高海涛任督察长维持不变。  不过鉴于明亚基金刚刚获批,新公司股东的自然人身份无从而知。另外,另一个重量级股东西藏厚元资管的身份也随之曝光。公开资料显示,西藏厚元资管是一家成立了四年之久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1亿元,管理基金主要类别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备案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西藏厚元顺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两只私募基金。  某私募基金投资经理指出,“私募参与公募基金设立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来讲,的确是容易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如何建立防火墙、如何做好风险的隔离,以及如何防范利益输送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个制度和机制来形成制约。”  自然人持股风起  近两年来,基金公司发起设立步入快车道。根据证监会最新下发的基金公司发起设立行政许可申请公示,截至2月3日,华都基金、粤富基金、国成基金、尚正基金等39家还在过会流程中排队候审。从目前进度来看,本源基金、民生基金进展更快,两家公司均已获得第二次反馈意见。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近两年新成立的基金公司股东发现,自然人参股发起设立公募基金的热情已愈发高涨。据统计,自2015年泓德基金叩响自然人持股大门,股东由自然人参股的基金公司还有金信基金、汇安基金、鹏扬基金、凯石基金、博道基金、东方阿尔法基金、青松基金、恒越基金、蜂巢基金、中庚基金、惠升基金、同泰基金、淳厚基金、睿远基金、博远基金、明亚基金,占获批基金超四成。  自然人持股背后隐藏的是私募大佬对进军公募基金领域的野心,自2016年以来已有多家私募系基金成立,如鹏扬、博道、凯石、弘毅远方、朱雀。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负责人贾志称,“自然人持股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专业性,很多公司的股东都是公募界的投资大佬,即便是有‘私转公’的形式也是有公募系的背景,监管对这类控股公司批复态度较为积极,还是希望可以引入一些专业的投资管理人,为市场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让市场更有活力。”

作为凯石基金“私转公”后发行的首只公募产品,凯石淳行业精选混合基金曾被寄于厚望。可6月11日这只基金发布的一则公告,却折射出凯石基金近期面临的难题。公告显示,凯石淳行业精选混合基金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或将进入清算程序。

近期,明亚基金的公募申请获批,意味着监管层对公募的审核有加速趋势,其中自然人和私募系背景的公募日渐成为申请主流。自2016年以来,已有鹏扬基金等多家“私转公”公募成立,尽管有着显赫背景,但“私转公”这两年的发展并不容易,普遍面临着规模小、人员少和产品数量单薄的问题。

“奔私”基金经理再度回流

凯石基金是继鹏扬基金后,国内第二家“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也是第一家全部由自然人持股的“私募系”公募。与凯石基金同样是“私转公”的基金公司,还有鹏扬基金、博道基金、弘毅远方、朱雀基金。目前仅有最早成立的鹏扬基金公募规模达到300亿之上,其次是博道基金规模在24.73亿元,凯石和弘毅远方规模均在8亿左右,朱雀目前第一只公募基金产品正在发行当中。

公募牌照的审批继续保持高速,进入8月,明亚基金的申请获得证监会批复。据记者了解,股东有着显著的一级半市场运营经验,曾操作上市公司全新好的并购案,这也是年内第3家获批的股东方带有私募背景的公募基金。

在前几轮牛市中,公募基金经理频频“奔私”。2017年以来,随着市场行情的调整,一些“奔私”基金经理又陆续跳槽回公募基金,尤其2018年的单边下跌行情令不少私募基金业绩“凉凉”,部分私募陷入生存危机,令多位投资经理心生退意,再现“私转公”回流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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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2016年6月鹏扬基金获批以来,自然人和私募系的公募已经成为新获批牌照的主流。多位基金研究员指出,方便扩张规模、更广阔的激励制度空间和吸引更多的机构资金,是导致出现“私转公”现象的三大主因。

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2018年以来,全行业138家基金公司共新聘基金经理447位,其中,基金公司内部培养的基金经理超八成,其他主要来自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私募等机构;银华基金、长城基金、红塔红土基金、国金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吸纳了数十位“私转公”的基金经理。

大机构撤退,凯石首只公募基金面临清盘

但记者也注意到,“私转公”型公募普遍注册资本不够雄厚,通常只有1亿元上下;此外,人员规模普遍较少,博道基金和弘毅远方基金的员工数均不足50人。同时,上述“私转公”型公募发行了较多专户产品,相对而言纯公募产品显得很薄弱。有私募人士指出,专户型产品更容易对接机构和高净值客户资金,回避了投研实力不足的弱项。

公开信息显示,前神农投资合伙人、研究总监方建回到银华担任基金经理,原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基金经理梁钧“奔私”数年后又回流至红塔红土基金担任研究总监,光大保德信基金经理周华、长城港股通混合基金经理曲少杰均有私募从业经历。国金基金投资副总监张航于今年2月加入公司,张航入职国金基金之前,先后在公募、保险资管、私募基金从事过研究员、交易员、投资经理等多类职位。

6月11日,凯石基金发布公告称,凯石淳行业精选混合基金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按照基金合同约定若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不满200人或者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则需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

同时,从管理规模看,除最先转公的鹏扬基金外,“私转公”型公募的管理规模普遍较小。对此,鹏扬基金总经理杨爱斌告知记者,受“金融去杠杆”政策影响,规模增速略弱于预期。

还有一类是跟随公司转型而投身公募基金行业,以“私转公”的鹏扬、朱雀等公司为代表。例如,鹏扬基金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陈钟闻、固定收益总监王华、债券基金经理焦翠、李沁加入鹏扬基金之前都就职于鹏扬资产;朱雀基金权益投资总监张延鹏加入公司之前任朱雀资产投资研究部投资副总监,朱雀基金现任权益投资副总监何之渊曾于2012年加入朱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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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审批加快,“私转公”获热捧

对于重回公募的选择,部分回流基金经理表示私募日子不好过是主要因素,部分通过私募的历练后,更清楚自己的优势。北京某回流公募近一年的基金经理表示,离开私募并不是因为业绩不行,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私募后,精力没法全部专注在投研方面,除了投研管理,市场、销售等要全面兼顾,而这些业务也不是自己所擅长的,尤其募集资金时,比管理基金的压力还大,经历一两年后,想想还是回到公募比较适合自己。

凯石淳行业精选混合基金成立于2018年7月19日,基金经理刘晋晋,从成立到被大额赎回面临清盘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只基金是凯石基金“私转公”后发行的首只公募产品,曾被寄于厚望。

公募基金扩充速度继续保持高速态势。8月10日,证监会核准设立明亚基金。明亚基金的股东方以自然人为主,李正清、袁坚、西藏厚元资本各持有46%、15%、4.9%的股份。《红周刊(博客,微博)》记者分析工商信息发现,西藏厚元资本持有宁波佳杉资产(有限合伙)0.12%的股权,后者的第二大股东为北京泓钧资产。佳杉资产又是明亚保险经纪公司的大股东、持有其2/3的股权。

回流近一年来,多数基金经理陆续挂名管理基金,其业绩也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由于回流的基金经理普遍市场经历丰富,“奔私”之前都有成功的公募基金管理经验,多位回流公募基金经理再次执掌公募基金后,业绩斐然。以偏股混合型基金为例,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方建管理的银华智荟内在价值灵活配置基金的任内回报达24.21%,梁钧管理的红塔红土盛姓灵活配置的任内回报达16.18%,张航管理的国金国鑫灵活配置的任内回报为8.69%。

成立之初,凯石淳行业精选的规模是3.41亿元,在2018年三季度规模降至2.26亿元。至2018年底,又缩水至1.75亿元。其中机构持有人持有52.26%,个人投资者持有47.73%。

天眼查信息显示,北京泓钧资产的监事即是袁坚。袁坚曾在中融信托任职,现任上市公司全新好的董事长。2016年6月,全新好公布收购方案,拟向前海全新好、李正清等3名认购方定增募资11.5亿元。此次并购不久后终止,但双方的合作仍在继续。2017年4月,全新好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一份议案决定,同意佳杉资产收购明亚保险经纪66.7%的股权。从袁坚、厚元资本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案例来看,明亚基金的股东方有着丰富的一级/一级半市场从业经验,此次联手发起设立明亚基金,或许有助于实现一二级市场的联动。

“私转公”基金公司出现分化

大额赎回发生在2019年一季度。凯石淳行业精选基金的一季报显示,有一名单一机构持有者持有该基金1亿多份,其持仓区间为今年1月1日至3月13日。也就是说,这名机构投资者在3月13日进行了大额赎回。

明亚基金也是今年来第6家新批的公募基金。自2015年以来,证监会年度审批的新设公募数量通常都在5-10家;与此同时,以2015年泓德基金开张为始,由自然人、私募基金担任大股东的公募相继出现,自2016年以来已有4家私募系基金鹏扬、博道、凯石、弘毅远方;相比之下,由券商和银行发起的传统公募并不多。

除基金经理外,私募机构近几年来也掀起转公热潮,鹏扬资产、朱雀资产、凯石等私募机构纷纷转型为公募基金。2017年以来,全行业共有鹏扬、凯石、博道、朱雀、弘毅远方等多家“私转公”的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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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格上财富研究员徐丽向《红周刊》记者表示,私募进入公募业,主要基于四方面原因:一、扩充产品线,除了可以发行追求绝对收益的专户产品外,还可以发行追求相对收益的公募基金,甚至可以做QDII等有助于直接扩大公司管理规模;二、提升公司品牌效应;三、不少大型私募具有完善、庞大的投研团队,建立公募体系,可以通过员工持股等方式汇聚和激励人才;四、利用公募平台引入长线资金。

基金经理个人转型容易,一家公司转型却不易。“私转公”基金公司发展出现分化,少数发展快的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迅速进入百亿规模,多数规模停留在几亿到几十亿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蓝鲸财经翻阅基金净值波动情况发现,在3月13日和14日,凯石淳行业精选基金净值出现了较大跌幅,3月13日基金跌幅为5.26%,3月14日的跌幅是5.34%。而这两天,上证指数的跌幅是1.09%和1.2%。

好买财富研究中心总监曾令华认为,截至2017年,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142万亿元,2007-2017年高净值人群从39万增长至244万,其可投资资产从11万亿元增至63万亿元,财富管理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公募还是私募牌照,都是从事资管行业的必然选择”。

首批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中,鹏扬基金的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债券投资业务深受渠道和行业认可。鹏扬基金由杨爱斌发起设立,从华夏基金离职后,杨爱斌就设立了私募基金公司北京鹏扬投资。凭借在公募基金积累的投资经验和客户信任,鹏扬基金成立3年多来,管理规模迅速突破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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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最早获批的“私转公”型公募,鹏扬基金总经理杨爱斌向《红周刊》记者指出,相比从零起步的公募,“私转公”会更了解自己,也会根据本身在私募阶段的专长和未来愿景制定发展规划。

突围一直是摆在小型公募面前的难题,相比其他类型公募,“私转公”基金公司自带光环而生,会走出特色经营路线。例如,博道基金由曾“奔私”的公募大佬莫泰山发起设立,注重发行专户产品。据中基协数据显示,博道基金共备案了9只专户产品。业内人士认为,这样可以利用原私募公司积攒的口碑,防止高净值客户资源外流。不过,明星光环不可能永久利用,“私转公”基金公司突围并不容易。

私转公背后难题浮出水面

专户路线成无奈选择

凯石基金于2017年3月8日拿到了证监会的批复,5月10日正式成立,成为继鹏扬基金后的第二家“私转公”公募基金公司,同时也成为首家全部由自然人持股的“私募系”公募。凯石基金的总经理陈继武原来是富国基金副总经理,2009年陈继武离开公募进军私募,成立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凯石基金又申请公募牌照并于18个月后获批。

记者还注意到,大部分“私转公”、自然人系公募的注册资本普遍不高。目前127家公募中,包括博道、凯石在内的19家公募注册资本都只有1亿元。对金融机构而言,净资本规模是衡量实力和防风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注册资本过低,是否会影响到日常经营管理?

曾在公募行业深耕多年,“公转私”后又回到公募,凯石基金的回归被诸多业内人士看好。可是从公募业务的发展上看,却似乎并没有理想中那样完美。包括凯石淳行业精选基金在内,凯石2017年成立后共发行过6只基金,全部是混合基金,但是每只基金的规模都较小。目前凯石6只公募基金产品的合计规模仅有8.76亿元。

对此,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指出,公募不同于券商、信托等类型的金融机构,发展好坏关键还是要看公司的业务水平和投研实力,“最低注册资本一般取决于公司的经营范围,达到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就可以开展相应业务了,其实影响并不大”。曾令华也认为,财富管理本来就是一个轻资产的行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以及附加在人之上的经验与能力,当然,注册资本过小就会导致抗风险能力稍差,但并非主要因素。

事实上,与凯石基金同样是“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中,除了鹏扬基金,其他几家基金公司作为“公募新兵”也并没有走出曾经在私募行业的辉煌成果。

例如,博道基金于2017年6月获批,因发起人为曾经的公募大佬莫泰山而备受市场瞩目。目前,博道基金旗下仅有一只公募产品博道启航A/C,其于8月初上市,目前尚看不到持仓。资料显示,该基金的基金经理为杨梦,2011-2014年11月先后担任农银汇理、华泰资管的量化研究员。不过博道基金已经发行多只专户产品,其中2月23日一天就备案了8只专户产品,总规模超过12亿元,远超博道启航A/C的规模。

鹏扬基金是全国首家“私转公”基金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6日。鹏扬基金转型公募后定位为“固定收益+”的专业化基金公司。近两年股票市场波动较大,鹏扬基金的固收定位让其在公募基金行业中杀出了一条血路,2016年7月份成立至今,公募资产规模已经有337亿元。

对此,有私募人士向记者指出,博道此举也代表了不少“私转公”或自然人系公募的经营特色,即注重发行专户产品。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私募公司积攒的口碑和高净值客户资源,新产品的策略还可以复制成功的老产品策略,这样也能充分利用既有投研资源,弥补投研实力不足。

最新的数据显示,2017年5月成立的凯石基金目前旗下共6只产品,合计规模8.76亿元;2017年6月成立的博道基金,目前共6只产品,合计规模24.73亿元;2018年1月成立的弘毅远方基金目前管理了2只公募产品,合计规模8.19亿元。2018年10月成立的朱雀基金,第一只公募基金产品正在发行当中。

此外,在公募业务成熟之前,专户业务更贴近此前私募公司的经营风格,对员工人数的要求也不强烈。据记者了解,“私转公”型公募的员工人数都不足百人。这与当前管理规模较小有关。有公募行业人士透露,从股东层面来说,相比传统的券商和银行系公募,“私转公”和自然人系公募的股东以民营企业和个人为主,在人事架构上也更加追求效率,导致员工人数偏少,数十人的员工数剔除必要的销售队伍和中后台支持外,投研人员人数就显得更为稀少。

此外,和私募基金不同的是,公募基金在信息披露、风险控制、中后台建设上,要求更严格,所以很多刚刚进入公募基金行业的新人,前期需要大量的投入。

记者在基金业协会官网查到,目前人员规模前三大的公募分别为嘉实、华夏、易方达,员工均超过700人。就上述4家私转公而言,鹏扬规模最大,有89名员工、6名基金经理,博道基金有47名员工、2名基金经理,最袖珍的是弘毅远方基金,仅有27名员工。

“成立之初遇到的困难比想象中要大,这给我们的业务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私转公’后我们在各个合作机构要重新准入。”鹏扬基金的杨爱斌就曾公开表示:“私募时代我们是行业排头兵,但在公募,我们是行业新人,公募规模从零开始,各种准入门槛评级对我们业务造成很大约束。其次,我们主要投资的债券市场在我们成立后处于低谷时期,不利于我们投资业绩发挥,也造成了压力,不过2018年债券市场反转,我们的债券投资能力得到充分展示。”

弘毅远方基金成立较晚,截至目前也没有发行任何专户产品,不过公司已于今年4月申报了一只公募产品“弘毅远方国企转型升级混合”,这或许与弘毅深厚的PE功底有关。弘毅投资自2013年起参与了多项国企改革项目、尤其是上海国企,通过定增持有城投控股(600649,股吧)10%的股权(定增价6元/股)、持有锦江股份(600754,股吧)12%的股权(定增价15.08元/股),期间仅小幅减持,第二大股东的地位并未动摇。

而弘毅投资参股上述两家公司的时间是2013-2014年6月期间,恰好位于A股历史底部区间,尽管历经近三年的下跌,据记者估算(不考虑减持),弘毅投资在城投控股上仅小幅浮亏约2%,锦江股份则浮盈近60%。有了上一轮国改的成功经验,弘毅远方选择此时杀入公募并发行国改基金,或许意味着又到了“捡烟蒂”的绝佳时机。

突围不易,仅靠明星光环还不够

此外,记者注意到,近两年新成立的公募均邀请业内大佬加盟。鹏扬基金的创始人杨爱斌本身就在业内颇具影响力,其公司还于6月邀请华夏基金原总经理范勇宏担任董事长,博道基金莫泰山、凯石基金陈继武也都曾在大型公募担任高管。而自带明星光环效果如何?从鹏扬基金的案例来看,其确实有助于吸引机构投资者。

上述几家私转公基金中,鹏扬基金成立最早,目前发行产品也最多,旗下共有19只公开产品(A/B/C份额分开计算),其中权益类的基金有鹏扬景泰成长、鹏扬景升,这两只产品今年以来的跌幅分别为15%、9%,表现差强人意。

从二季报持仓看,景泰成长重仓了济川药业(600566,股吧)、复星医药(600196,股吧)等为代表的医药股、中国平安(601318,股吧)等金融股。对此,基金经理在二季报中也坦言:“二季度市场的大幅下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贸易争端发酵、以非标融资大幅下降为代表的信用急剧收缩和质押爆仓综合导致的冲击,“导致市场螺旋式下跌”。

综合来看,“私转公”型公募的管理规模普遍较小。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建议称,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进行特色化以及专业化的尝试,比如主打某一类产品(权益、固收、货币等),或者主打专户路线、对接机构客户,包括引入银行理财资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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